作者：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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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年底以来，持续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北京市民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强烈不安。一时间，口罩卖断了货，部分商超空气净化器脱销。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两三个月时间过滤芯全都黑了。”何兵教授还通过微博发布了拆洗机器的照片。
　　与此同时，以潘石屹、郑渊洁为代表的一些关注空气质量的知名人士，通过网络持续发布美国大使馆监测的PM2.5数据，结果是空气重度污染。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在微博上疯传。
　　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显示，大多数地区属于良和轻微污染，与市民的感受形成强烈反差。原来北京市环保局监测的主要污染物是PM10（直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又称可吸入颗粒物）这一相对较大的可吸入颗粒物，而作为雾霾元凶的PM2.5却迟迟未纳入监测范围。
　　对于PM2.5猖獗的原因，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近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PM2.5的排放与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关系。煤炭消费比例过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例低是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9%。

　　民间自测倒逼官方发声

　　郑铁生先生，50岁上下，是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两个多月前他开始参加一项社会工作，成为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一个纯民间环保组织的空气检测志愿者。
　　“这个仪器使用很方便，普通人三五分钟就能学会。”郑先生在右安门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向记者详细演示一台名为“微电脑激光粉尘仪”的操作过程。郑先生看着显示屏告诉记者，“116，这是在室内，外边可能更高一些”。
　　在2011年底关于北京市空气质量的大争论当中，空气质量标准和官方数据公开是饱受诟病的焦点。“为了更好的了解生活周边的空气质量，推动官方数据公开”，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一场影响颇大的“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他们通过发起捐款购买便携式检测仪器，邀请志愿者参与检测活动，并通过网络发布检测数据。
　　郑铁生作为志愿者当中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检测活动，他们选择的检测地点通常是地铁、超市、公交车站、公园等人口聚集的区域。
　　达尔问组织创始人，“我为祖国测空气”发起者冯永锋告诉本报记者，“2011年4月份开始，我们对空气中的PM2.5检测给予了大量关注，组织了不少志愿者对身边的空气质量进行检测和发布。”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温州都募集到一台便携式的PM2.5检测仪，南京、武汉、太原、兰州、天津等城市也在募集中。
　　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却在公开场合表示，“民间自测PM2.5如同儿戏”。他认为在PM10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超标的情况下，公布PM2.5意义不大，北京现在还没到探讨防治PM2.5的阶段。
　　“民间检测使用的是光学测验法，官方采用的是更为科学的称重法测量。”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气污染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永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民间组织使用便携式仪器检测的科学性有所质疑。“PM2.5监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还是应该由环保部门来做，民间组织通过便携式设备检查的数据科学性、准确性都不够。”
　　“我们的检测数据有我们的价值，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是固定的27个监测站的数据，而我们可以提供老百姓身边的PM2.5的数据。”冯永锋向记者强调，“我们承诺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有媒体形象的指出，由于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民间掀起了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如雨后春笋，大有“倒逼”官方发声的趋势。

　　“十年达标就很不错”

　　有关研究表明，北京PM2.5约60%来源于燃煤、机动车燃油、工业使用燃料等燃烧过程，23%来源于扬尘，17%来源于溶剂使用及其他。其中，机动车排放约占排放总量的20%。
　　“PM2.5的排放与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告诉记者。煤炭消费比例过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例低是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9%，天然气消费占比约为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0%。北京市2007年煤炭占38%，油品占28.7%，外调电力占21.5%，天然气占9.0%。
　　今年5月初，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计划到2015年，将北京市燃煤消费总量控制在2000万吨以下，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达到20%。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煤改气”，未来五年将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现有燃煤电厂将全部关停。
　　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也对北京市的大气容量压力巨大。一些专家认为，交通源排放的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已经超过工业排放，占到了第一位。目前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近500万辆。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认为，“汽车燃油品质不高，交通拥堵造成燃烧不充分都会导致PM2.5排放数量显著增加。”
　　“解决机动车污染问题，我经常用三个字来讲，即车、油、路。首先是对汽车本身就应该有比较高的要求标准，从发动机、尾气净化系统等逐步减轻会环境的污染，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油品质量要逐步提高；第三，道路系统。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交通都搞到地面上由汽车来解决。”郝吉明表示。
　　作为北京市全面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2年）的举措之一，2012年北京将率先实施国五排放标准以及配套车用油品标准，淘汰老旧机动车10万辆以上。
　　“由于PM2.5可以在空气中长时间漂浮，一定气候条件下区域传播非常严重，PM2.5治理还必须协调区域污染，如果没有多地区的多种污染物协调治理，北京市空气质量很难达标。”郝吉明告诉记者，“以北京市这样的（治理）力度，十年时间能使PM2.5达标就很不错了。”
　　马永亮则告诉记者，美国和欧洲治理大气污染花费时间长达50年。“我国不少城市的大气污染虽然没有当年伦敦这些城市那么严重，也得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

　　PM2.5危害与隐患

　　“北美和亚洲的研究结果都显示，PM2.5每增加10个微克，死亡率可能增加0.4%到0.5%。短期结果来看，气管炎等呼吸道系统的疾病会增加，如果浓度达到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时候，门诊数量能增加20%到30%。”郝吉明告诉本报记者。
　　“而由于每个个体对空气污染的敏感程度不一，不少人受到影响并不会立即就医。但事实上，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认为，相比PM10，PM2.5更容易长时间悬浮在空中，由于它粒径小，吸入几率变得更大，它可抵达肺的深部，深入下呼吸道，甚至穿透肺泡膜，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伤害。
　　他和同事还发现一种微妙联系：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马永亮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的技术对PM2.5还只能做到浓度的监测，对于内部结构，污染物的具体成分特征还不能有效分析。”相关研究显示，目前大气中粒子的有机化学成分能分离出3万多种，而且来源非常复杂。空气污染正在从一次污染物，如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转到二次污染物，如灰霾、酸雨、光化学烟雾等。
　　虽然，类似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造成几千人死亡的极端事件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但是PM2.5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小觑。“最近几年北京的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非常高，但究竟是不是因为PM2.5，我们不知道，我们没证据，但我们感觉有这方面原因，也正在找相关的科学证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说。
　　而居民也应该改掉一些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马路边上晨跑。

　　纳入国标阻力重重

　　事实上，关于空气质量，官方监测结果和公众的实际感受不一致的问题由来已久。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已经明显滞后。
　　郝吉明告诉本报记者，“1996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煤烟型污染，而现在的大气污染已经是煤烟型和机动车复合型的污染，复合型污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气污染颗粒物更细了。粒子越小，影响越大。”
　　已经施行15年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如今面临与现实环境严重脱节的困境。事实上，环保部早在2010年11月18日，就推出了修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当时未将PM2.5纳入强制检测的污染物范围，而只提供了参考限值。
　　近日，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公开表示，监测PM2.5并不存在技术困难，因为PM2.5本来就是PM10当中的一部分，只要在原来监测PM10的站点上再增加一套监测PM2.5的设备，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筹措。据测算，一套PM2.5的监测设备最贵的是38万元，最便宜也要8万元一套，全国3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总投入要20多个亿。
　　尽管“缺钱论”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认同，学术界关于PM2.5是否列入标准也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环保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推出PM2.5达标标准时机尚不成熟，空气污染的主要矛盾还是PM10。“对于北京，在PM10尚且超标20%的情况下急推PM2.5，治理思路容易走偏。”
　　“排斥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原因主要是治理难度大，涉及到对多种污染物来源进行控制，另外还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烧烤、炒菜做饭、抽烟都会排放PM2.5。”郝吉明说，“很多人主张，不把PM2.5列入国标，但是把PM10的标准加严，由目前的100微克/立方米降低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目标值70微克/立方米。因为，一般情况下PM2.5在PM10当中占50%左右，所以把PM10的值降低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然而，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及周边省市近10年来，大气中PM10每年下降2%~3%，PM2.5的反而上升3%~4%。PM2.5占PM10的比例迅速攀升，从原来的35%~45%上升到现在的55%~65%，在北京和广州的雾霾天，这一比例甚至可以上升到75%~85%。
　　有鉴于此，郝吉明坚决主张将PM2.5列入标准。他同时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按现行的标准，颗粒物PM10达标的中国城市大概有80%多，如果按PM2.5标准，达标的城市可能不到20%。所以有些人担心，标准调整以后，原来很好的空气质量一下变得不达标了，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冯永锋认为，更大的隐患在于政府对空气质量信息“讳莫如深”的态度。GDP崇拜与粗放式发展使一些大城市面临环境与经济的尖锐对立。一些专家甚至直言“这不单纯是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
　　不过，历经种种争议，2010年底提出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日前，终于在环保部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新标准首次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指标，PM2.5年平均浓度限值和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分别定为0.035毫克/立方米和0.075毫克/立方米，这与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值相同。